穿越古代中国·深悦读 | 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

来源:亚博全站APP最新版作者:亚博全站APP最新版 日期:2021-11-22 浏览:
本文摘要: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有着富厚多样的情况,差别的情况生长着差别的人群。自有人类以来的数百万年间,人类自身及其文化、社会总体出现“进化”的趋势。但在世界差别地域,社会进化的速率和体现方式是纷歧致的。就中国而言,多样的情况造就了差别的地域文化及生长传统,而这些险些都可以上溯到远古的史前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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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有着富厚多样的情况,差别的情况生长着差别的人群。自有人类以来的数百万年间,人类自身及其文化、社会总体出现“进化”的趋势。但在世界差别地域,社会进化的速率和体现方式是纷歧致的。就中国而言,多样的情况造就了差别的地域文化及生长传统,而这些险些都可以上溯到远古的史前时代。

严文明在谈到中华文明发祥的情况配景时指出,中国的周边以高山、大漠、广袤的草原和众多的海洋与外界相隔离,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个单元之内,阵势又呈西高东低的门路状漫衍;联合气候等方面的因素,最宜居的地带主要集中于二、三级门路的东部季风区。在史前时代,最适宜生长农业的地域主要是以旱地农业为主的黄河流域和以稻作农业为主的长江流域。

又因地理情况的多样性,在新石器时代就形成了八大文化区,划分是黄河上中下游的甘青区、中原区和海岱区,长江上中下游的巴蜀区、两湖区和江浙区,此外另有燕山以北到辽河流域的燕辽区和位于陕、晋、冀北部及内蒙古中南部的雁北区,其中甘青区和雁北区属于从中原区分化出去的亚文化系统。这八大文化区也是历史时期古代中国文化与社会生长的焦点区域。

在这些文化区之内,都履历了速度纷歧、水平差别、形态多样的社会庞大化历程,我们可以统称之为“焦点文化区”(图一)。而在这些区域之外的周边地域,受情况制约,整个史前时代大多以渔猎收罗经济为主(有些地方到史前晚期也有了农业但不蓬勃),社会组织恒久出现为小规模的简朴形态,社会、文化的进化处于显着的滞后状态(只有个体地方到史前末期泛起了开端的社会分化,如广东的石峡文化),我们可以统称之为“边地文化区”。

本文对中国史前社会生长阶段的考察主要集中在焦点文化区即上述八大文化区之内。一 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发现讲明,在整个旧石器时代,更新世的情况虽然有过很大的变化,但人类始终以打制的石器为主要工具(不清除有些地域还因地制宜使用过大量的竹、木器),通过渔猎、收罗来获取食物资源。到晚更新世的晚期,亦即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末次冰期盛冰期的来临,温带草原或森林草原情况带往南延伸到了华南的北部,情况的变化导致了人类生存方式和文化面目的改变。

华南北部原来盛行的大型砾石工具逐渐被中小型石片工具所取代,而华北地域此前占主导的小型石片工具则逐步让位于细石器为主体的工具类型。工具组合的变化反映了生计方式的转变。

一般认为,最后冰期严苛的情况变化导致大型动物淘汰,人们在继续猎取大中型食草动物的同时,不得不扩大赖以为生的食物资源,广泛获取小型动物,包罗捕捉鸟类、鱼类和贝类,同时收罗工具也从植物果实扩展到了多种植物的块根类和禾本科的籽实,这种生业形态被称为“广谱型经济”。另有看法进一步认为,广谱经济主要发生在情况相对较好的地带或气候相对较好的间冰期,只有在这种情况中才有较富厚的食物资源可以使用。这种广谱型经济一直连续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早期。

距今10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全新世情况的改善、人们对恒久接触使用的野生动植物认识的积累,以及解决季节性食物短缺的需求,在华北和华中的某些地域可能已开始泛起有意识栽培作物的农业种植和家畜饲养(不管是否已泛起生物学意义上的驯化),可是渔猎收罗在生业经济中依然占有绝对优势。从栖居形态方面视察,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也一直没有发生基础的改变。人们或居住在天然窟窿中,或在田野留下与生产(主要是石器的加工制造)、生活相关的遗迹,大部门遗址漫衍零星而相互缺乏关联。

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小型的田野遗址多见于华北,如李家沟、南庄头、东胡林、转年、于家沟等;窟窿遗址多见于华南,如华南北部的仙人洞与吊桶环、玉蟾岩等。这些遗址大多规模很小、聚集很薄(有的遗址聚集很厚则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形成的)、遗迹简朴,稀有衡宇修建(但不能清除有过简陋的窝棚),似乎大多是短期或季节性运动形成的营地,而尚未形发展年稳定居住生活的定居乡村。

面临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这种生存方式和遗址类型,我们还没有富足的依据来确切回复这一漫长时间里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及其演变情况。但凭据已知的考奇迹象并参考相关原始状态下民族志方面的质料,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以小型群体为单元来组织日常劳动和生活的。而且可以推断通常这种小型群体“居无定所”,随猎取和收罗食物的需要而经常性地处于流动状态。

在某些时期或资源富厚的地带也许会存在相对稳定的“中心营地”;在有天然窟窿、同时食物又比力富足的地域,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有使用时间较长的“定居”点。然而,一般不见有较多小群体恒久聚居形成的规模较大的聚落。依人类进化的“逻辑”和居住形态的特征及变化,人类的基本社会组织有可能履历了从早期更靠近动物的“原始群”,向晚期智人的血缘界线和婚配关系越来越清楚的“血亲家族”的转变(俞伟超级认为“族外婚”即发生于智人形成的阶段)。但这一转变历程现在是不清楚的,而且也无法确定差别时间段里的详细形态,因此现在还只能将他们都笼统地归为一种社会组织类型,我们暂且仍接纳西方社会进化论中的“游群(band)”观点来归纳综合之,只管未必很贴切。

这些小型觅食者群体大多应不超出扩大家庭或家族的规模;至于是否像有学者判断的那样,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世界某些地域的狩猎收罗者群体中就已泛起了规模更大的氏族组织,现在在中国的考古资料中还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有关旧、新石器时代分界的划分尺度,现在学术界尚未告竣一致。如果综合思量生业经济的特点、居住形态以及整体的文化面目,实际上从距今3万年到9000年左右,即人们一般所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是一个相互更为靠近的生长阶段,例如打制石器与少量磨制石器共存,北方广泛使用细石器、华南北部盛行石片工具,骨角器增多,华南发生最早的陶器并逐步扩展到华北,渔猎和收罗为主的广谱型经济,华北多小型田野遗址、华南多窟窿遗址,等等,都是两个时期共有的特点,只是前后生长水平差别。

因此可以将这两个时期合并为一个大的社会生长阶段,而这个阶段也正是晚期智人即现代人形成的时期。二 新石器时代中期本文所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从社会生长阶段的角度,包罗以往所划分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到仰韶时代早期。各地域开始和竣事的时间可能会略有早晚,并不完全一致。

凭据社会生长水平的变化,此期大致还可分为前后二个阶段。前段约莫为公元前7000-5000年左右。在黄河上中游主要漫衍着老官台文化(或大地湾文化)、裴李岗文化(包罗贾湖一期代表的较早遗存)、磁山文化,黄河下游有后李文化,长江下游先后有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长江中游依次为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辽河流域有小河西文化和兴隆洼文化,另外在苏北、皖北的淮河中下游另有顺山集文化。

此阶段开始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各地域生产型经济普遍泛起,种植农业和养畜业有了进一步生长,在生业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幅度增长,以渔猎收罗为主的擢取型经济仍占据着主导职位。与此同时,有一定规模的定居乡村也生长起来。

稳定的定居生活导致人口增长、家庭规模扩大,血亲纽带及生产协作的需求使得一些有血缘关系的家族聚居在一起,形成氏族公社,亦即最早的乡村组织。在各地差别的情况中,最早的乡村就已出现出差别的衡宇类型和居住形态。例如,东北的兴隆洼文化聚落主要是一些较大、规整的方形屋子较整齐地成排漫衍,一个聚落往往有多排衡宇,有的较大聚落还能分为差别的片区,有些聚落另有环壕围绕;中原的裴李岗文化以新郑唐户为代表,一些不规整的屋子呈环状成组漫衍,一个聚落可包罗几个衡宇组;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则见长排衡宇,其中小黄山遗址发现有两、三排长屋。

这时期各地域所见墓葬的埋葬方式亦有差异。许多遗址所见墓葬呈零星漫衍的状态,但在大地湾文化、兴隆洼文化和彭头山文化的一些遗址中有少数墓葬聚集成组的现象,应与某些衡宇组相对应;而裴李岗文化存在多处有计划、结构清楚的较大墓地,这些墓地多数还可进一步分出差别的墓组或墓区,这样的墓地在顺山集文化的遗址中也有发现,在后李文化中亦见残迹。

总之,这个阶段各地典型的聚落和墓地一般包罗“衡宇组或排—聚落”“墓组或墓区—墓地”两层结构,应代表着家族—氏族两级社会组织。也就是说许多乡村即是一个独立自治的氏族公社,其内部包罗若干个家族公社。其中兴隆洼文化的聚落大多计划整齐,另有白音长汗那种由两个环壕聚落组成的双生聚落,或许代表着两个有亲缘关系的氏族所组成的胞族,但这样的聚落并不常见。

总体来看,这个时期氏族组织已逐步形成并生长成熟,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社会单元。同时一些区域观察显示,此期聚落丛集成群的现象还没有成为常态,大多呈零星漫衍的状态,高于氏族公社以上的部落组织即便已泛起,可能尚未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后段约莫为公元前5000-4000年左右。黄河上中游自西向东依次漫衍着仰韶早期的半坡文化、枣园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黄河下游主要有北辛文化,长江中游有汤家岗文化和大溪文化早期遗存,长江下游北、南两面划分为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早期阶段,辽河流域先后为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的早期。

这个阶段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最适宜期。北方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以及以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渐趋成熟。也许由于适宜的气候和情况提供了富厚的天然食物资源,此期农业似乎履历了漫长而缓慢的生长历程。部门地域在较晚阶段农业经济开始逐渐居于主导职位(以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域较为显著),另有部门地域特别是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渔猎收罗在生业中仍占有很大的比重。

此期乡村规模有所扩大、人口有所增长,许多地域涌现出了一批发育良好、计划结构有序的聚落,有壕沟环护的聚落在许多地域开始泛起,在湖南澧县的城头山甚至泛起了我国最早的城址。这个时期的聚落在前期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生长,各地衡宇修建逐步完善成熟。东北依然主要是方形屋子,渭河流域的半坡文化盛行较规整的圆形和方形衡宇,而江南的河姆渡文化则盛行长排干栏式修建。

从前那种“衡宇组或排—聚落”两层的结构仍然可见,如仰韶早期和赵宝沟文化的一些聚落;此外在一些蓬勃地域开始较多泛起“衡宇组—衡宇群—聚落”三层结构,这在渭河流域半坡文化的遗址中尤其常见,姜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亦可分辨出长排房、排房组、聚落这种相似的三层结构。同样,与居址相对应,“墓组—墓地”两级埋葬序列依然存在,如在半坡文化和长江中下游的一些遗址都时有发现,还见于北辛文化晚期的江苏灌云大伊山遗址;与此同时,“墓组—墓群(墓区)—墓地”这种三层结构也在蓬勃的半坡文化中盛行起来,在其他地域如湖南的安乡汤家岗也有发现。三层结构的聚落(包罗墓地)是氏族社会蓬勃的产物,这样的聚落在陕甘渭河流域生长最为充实。凭据严文明的研究,在这样的聚落里应存在着家族公社、氏族公社、胞族公社差别层级的社会组织。

对此也有人持有差别的看法。无论如何,通常情况下,各地域那些大巨细小的乡村或者只有一个氏族公社,或者由氏族的繁衍增殖而分化出几个有亲缘关系的氏族、配合组成一个胞族公社。

其中氏族公社作为基本的社会单元而独立存在,它在组织种种生产和分配等经济运动、处置惩罚族群内外的众多事务,以及举行祭祀、仪式等仪式性运动中,应当都起到主导作用。以氏族所有制为基础的聚落经济则显示出自给自足的特征。在这种成熟蓬勃的氏族社会里,聚落内存在差别层级的社群组织,但未见贫富和职位悬殊的品级分化,就是说还没有泛起特权阶级。

此时的聚落面积大多只有数万平方米,较大者也不外10万平方米左右,聚落之间也尚未形成显着的品级差异和主从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区域观察显示,在一些遗址漫衍较麋集的地域,泛起了少数聚落丛集成群的现象,这意味着一些毗邻而居的乡村间可能会结成有通婚关系、利益与共的部落组织。此外,城头山大溪文化早期城址的发现说明,在这个阶段的晚期,某些地域或许开始泛起区域性中心聚落,向着庞大的社会组织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尚待更多的发现加以证明。

总结新石器时代中期前、后两个阶段的聚落与社会特征,可以看到由低级氏族向蓬勃的氏族社会的演进。到后一阶段有些地域因人口的增长和氏族的繁殖而泛起了较多的胞族,同时可能还泛起了由差别氏族结成的部落组织。但除了个体遗址显露出开端分化的眉目,绝大部门聚落都属于没有品级差异的简朴社会形态。

作为一个单独的生长阶段或社会类型,我们可以称这样的社会为“氏族社会”。“氏族”是这种社会的焦点组织,因而与西方进化论中笼统界说的“部落”社会是有所区此外。

三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进入公元前第四千纪以后,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全新世大暖期竣事,全球气候履历了多次干湿冷暖的颠簸;其后气温显着下降,进入全新世降温期。只管其间气候有过较大的变化,但各地农业经济仍陆续生长成熟并不停进步,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在各主要文化区的生业经济中逐步确立了主导职位并获得连续生长。与此相应,种种主要的手工业门类如制陶、石器制造等的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而且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加,治玉、髹漆、彩绘陶器等服务于权贵、并被权贵所控制的高端手工业生产也逐渐生长起来。

与各种生产进步相辅相成的是社会结构的演变,在此期间,原来蓬勃的氏族制度逐渐瓦解,社会基本单元趋于小型化,品级分化逐步加剧,各主要文化区相继开启了方式纷歧、水平差别的社会庞大化历程。下面将归纳综合性地考察前述八大文化区各自的区域组织及社会分化的演变历程,并着重讨论那些能够代表各区各阶段最高水准的中心聚落生长演变的状况,并落脚到早期国家形成问题。1.中原区包罗今河南大部、河北和山西南部以及陕西的关中盆地。约莫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300年的仰韶中期,随着庙底沟文化的空前繁荣,整个黄河中游的文化面目都出现出较强的一致性。

庙底沟文化最蓬勃的中心区域包罗晋南豫西和陕西关中地域,这一带在该文化的中期以后聚落数量迅猛增长,泛起了许多以大型遗址为焦点的聚落群。以我们在晋南运城盆地的系统观察为例,每个聚落群至少有一处数十万到百余万平方米不等的大型中心聚落,有的另有稍小一点的次级中心。这些包罗两、三层聚落品级的社会群体,显然已经整合成了具有主从结构的区域组织。

在经由大规模掘客的中心或次中心聚落当中,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存在功效特殊的成组大型修建,以及年月处于仰韶中晚期之际的墓地,墓地中以家族为单元漫衍的大、小墓葬已明确显示出品级的差异。其中高品级的大墓在陕西华县泉护村也有发现。

这些发现讲明,至晚到庙底沟文化的中晚期阶段,内部有阶级分化的区域组织已经形成。现在最能归纳综合这种社会性质的界说就是“酋邦”。到约公元前3300~2800年左右的仰韶晚期,原来大规模文化高度相似的局势发生剖析,各地文化特色开始凸显。由巨细聚落组成的区域组织依然存在,但原仰韶焦点区的生长势头有所回落,少见大型遗址。

而偏东的今郑州地域则开始勃兴,近年发现数处百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环壕聚落;同时关中西部到陇东一带也迅速崛起,泛起了一些大型聚落。甘肃秦安大地湾就是其中的代表,在遗址“中轴线”上揭破出两座规模弘大、结构庞大如“原始宫殿”般的大型房址F405、F901,讲明此时大型中心聚落内社会权力的集中性生长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郑州西山城址的泛起又意味着此时差别社会群体间暴力冲突以致战争的加剧。约莫公元前2800~2300年间,仰韶时代竣事,陕晋豫相邻地域兴起了特色鲜明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其他各地文化面目也连续分异,这个时期被许多学者称为广义“龙山时代”的早期。在此期间,关中渭河流域体现低迷,洛阳-郑州一带可能连续生长。

晋南豫西则再次出现繁盛的局势,遗址数量多、漫衍麋集,这在前述运城盆地东部的观察中有充实的体现。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晚期到狭义的龙山初期阶段,陶寺早期聚落兴起,其面积至少有七、八十万平方米或更大,已知最重要的发现是一处达4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墓地。墓地以宗族为单元排列结构,其中包罗着高品级家族的特殊茔域,而且从早到晚顶级权贵的职位逐渐凸显,展示了社会分化和权力集中不停提升的历程;但这些大墓始终同普通小墓配合混在同一墓区,讲明高级权贵尚未脱离血缘族群关系的束缚,还没有成为“孤苦伶仃”的王者,陶寺早期聚落所整合的社会团体并没有超出一个“庞大酋邦”的领域。

到约公元前2300年以后的陶寺中期,聚落面积急剧扩大到了400余万平方米,主体有城壕环护,“城”内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焦点居住区周边亦有城壕围绕,据掘客、勘探里边有多组大型修建,被称为“宫殿区”,其外围可能另有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原先的早期墓地一直沿用下来,但没有发现大墓,大的墓区界线也不再那么显着,而一些墓葬聚集成组的现象成为常态,显示小型家族的主体作用进一步突出;同时在南端“小城”内泛起了一片新的墓地,墓地一隅发现有孤峰独秀般的大墓M22,旁边另有与之相关联的大型“祭坛”。

从区域聚落结构的角度看,整个临汾盆地此时已形成四层聚落品级,而陶寺无疑就是整合这个区域组织的佼佼不群般的“超级聚落”。笔者此前曾论证过,陶寺中期聚落所整合的这个区域团体应当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社会;即便守旧一点说,至少在其生长的壮盛期应是如此。而凭据已有的发现,陶寺晚期聚落似乎遭受过重创,许多大型修建被毁弃、大墓被盗扰,晚期的陶寺是延续了此前的国家形态还是已经瓦解衰败,现在尚难给予确切的回覆。

晋南地域同属龙山时代的大型聚落另有运城盆地内的绛县周家庄,再往南则有芮城清凉寺,但已知的发现讲明他们都没有生长到陶寺那样的高度,而且周家庄是在陶寺晚期阶段才扩大到300万平方米以上规模的(有环壕围绕)。这两处位于另外地理单元的大型聚落及其所在地域与陶寺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中原龙山时期诸文化约莫从公元前2300年延续到了公元前1800年或稍晚,除了上述主要漫衍在晋南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在运城盆地南部到豫西一带另有三里桥文化,陕西关中有客省庄文化,豫中环嵩山地域有王湾三期文化,豫东有造律台文化,豫北冀南有后岗二期文化。

其中豫中地域的王湾三期文化体现较为突出,聚落数量较前有显著的增长,而且涌现出一批城址。但这些城址的规模都不大,最大的登封王城岗也只有30余万平方米。在晋南以外的这些文化区域中,现在都没有发现像陶寺那样的超级聚落,聚落内也不见那种高品级的大墓和类似“宫殿区”的大型修建群,聚落群的规模也都相对较小。

总之,都还没有像陶寺那样生长出早期国家社会,各地存在的至多是些大巨细小的酋邦组织。龙山末期到二里头初期,先是在嵩山东部泛起了一处有三道环壕的大型聚落新密新砦,紧接着在嵩山西面的洛阳盆地泛起了偃师二里头一期聚落,两者面积都有100万平方米左右,似乎形成了工具两大团体并峙的局势。直到二里头二期以后,二里头文化才最终扩展到环嵩山周边区域并将“新砦类型”笼罩消融,同时逐步漫延到晋南、陕西东部和河南大部,从而取代了各地的龙山文化,成为涵盖泰半其中原的强势文化配合体。

二里头也成了中原地域一枝独秀的新兴的“超级聚落”。今后二里头的聚落规模迅速扩大到了约300万平方米,成组的大型修建不停兴建并形成了“宫城”,同时还泛起了铸铜作坊、绿松石作坊和一批贵族墓葬,直到第三期二里头生长到了壮盛阶段。二里头作为新崛起的超级聚落,应当在一个相当宽大的规模内整合出了一个新型的早期国家——夏王朝。因此,也许夏人和夏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龙山时期,但凭据已有发现,作为一个国家的夏王朝的降生则早不外二里头二期。

整个二里头文化延续的时间约莫从公元前1800余年到公元前1500余年。综合考察这个时期中原地域社会演变的历程,可以进一步大略地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段从仰韶中晚期到庙底沟二期,由相对简朴的初期庞大社会生长到陶寺早期聚落所代表的高度庞大社会。后段包罗龙山和二里头时期,随着社会庞大化历程的不停生长,最终在晋南和中原要地先后孕育出了以陶寺和二里头二个“超级聚落”为代表的早期国家。二里头文化所承载的夏王朝的勃兴,为接续而起的商周青铜文明奠基了坚实的基础。

2.北方区(雁北区)包罗陕北、晋中北、冀西北到内蒙古的中南部,史前遗址主要漫衍在黄土高原上的河谷阶地和梁、峁、塬之上。这里在仰韶时代主要受中原文化区北向扩散的影响,从仰韶晚期开始自身特色显现,形成了“海生不浪类型”、“义井类型”等地方文化;到庙底沟二期先在西部的河套地域泛起了阿善文化,继而又从东部的岱海、黄旗海到黄河两岸泛起了老虎山文化的早期遗存;到龙山时期老虎山文化逐渐扩散到了整个北方地域。在这一生长历程中,北方地域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区。

史前社会生长历程总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从定居乡村的泛起(仰韶早期或更早),直到仰韶中晚期和庙底沟二期。与中原差别,北方地域在此漫长的时间里所见都是些结构简朴的小型聚落。

虽然在仰韶晚期以后泛起了一些石城址,但规模都很小,只能算是简朴防御的石围墙。无论是聚落之间还是聚落内部,都没有发现显着的品级分化的迹象,始终保持着氏族—部落社会的典型特征。这种情形甚至一直连续到龙山初期,即相当于岱海老虎山文化聚落群存在的阶段。这个时期的遗址以岱海周围和南流黄河两岸漫衍较麋集,石城址越发多见,聚落规模也有所扩大,但居址的规模仍然较小,聚落之间也看不出有主从关系,典型者如岱海边上的园子沟、老虎山等遗址;聚落内可见衡宇组或院落、衡宇排或衡宇群、居住区,应划分包罗着大家庭、家族、氏族公社等差别层级的社群组织,反映了以家族为主体组成的氏族社会的特点。

后段即当地区的龙山后期,主要相当于陶寺中、晚期阶段,其下限当已进入了二里头初期的纪年。此期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位于陕北神木的特大型遗址石峁。石峁有规模庞大的内外两道石墙围绕,城内面积达400余万平方米,城墙上另有马面、角楼等设施;城门结构庞大,内外有形似“瓮城”的修建,两侧有高峻的包石夯土墩台;城门内外及四周的墙基之下发现了多处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似是与某种奠基或祭祀仪式有关。内城西侧中央部位有一耸立的山丘,俗称“皇城台”,台顶面积约8万平方米,其东北侧台底毗连内外之处也有结构庞大的大型门址,台的周围则有门路状石砌护坡,层层相叠,颇为壮观;在东护墙北段上部的聚集中出土了大量陶、石、骨、玉、铜等种种质地的遗物,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大量骨器和卜骨,尤其另有许多陶瓦、陶鹰等高级修建的装饰构件;而在台顶已展现出一处边长约130米的规模弘大的修建台基,为夯土台芯、外包石墙,其上有多处大型修建基址;在台基南护墙及坍毁聚集中出土了大量刻有神人、神兽、动物等形象的精致石雕。

整个山丘经人工结构建设,气势雄伟如高耸的“宫城”,应是统辖石峁的焦点所在。石峁城内还发现多处集中漫衍的居址、墓葬等遗迹,其中不乏规模较大、有殉人的大中型墓葬(惜被盗掘,而顶级权贵大墓似尚未发现);在已掘客过的几处居址和墓地中,显着可见成排或成片漫衍的衡宇群和墓葬群,应代表着差别的社群组织。经掘客确认,在石峁城墙、城门修建的墙体内有放置多种玉器的习俗;而多年来石峁发现的大量玉器(应划分出自墙体、墓葬等遗迹)应与上层贵族的财富、权力,及其主导的祭祀礼仪等直接相关。

此外,最近和以往的观察显示,石峁周边地域漫衍着许多低于石峁的巨细差别品级的聚落,他们应与石峁一起配合形成了一个有多层结构的大型社会团体。而在黄河对岸山西境内发现的兴县碧村、白崖沟等数十万到百余万平方米、有高品级修建的大型聚落所代表的区域组织,与石峁究竟是隶属还是并峙的关系,尚需更多的资料来做深入的研究。

石峁城址已有的发现讲明,这是一处规模弘大、结构庞大,拥有高品级修建、墓葬和器物的“超级聚落”,在整个北方地域孤峰独秀。它所整合起来的区域团体称得上是与陶寺大要同时(或略晚)兴起的一个早期国家。

它雄踞黄土高原,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龙山时期与崛起于汾河谷地的陶寺团体形成双峰并峙的格式,成为黄河中游最早降生的两个国家组织。但与中原渐进式的生长差别,北方地域从恒久滞后的简朴的氏族—部落社会到庞大的大型国家政体的泛起,其间的过渡形态似乎很是短暂,履历了一种近乎“跳跃式”的生长。其后到了二里头晚期即夏王朝兴起之后,石峁团体衰亡,继之在北方地域泛起的是以朱开沟文化、李家崖文化等为代表的早期青铜时代的社会群体。

今后之后直到整个先秦时期,北方地域先后涌现出了许多大巨细小的区域团体,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厥后的古文献中称之为“方”,视之为中原之外的戎狄,而从考古发现看似乎他们都没有生长成像石峁那样规模庞大的强势社会团体。这些广布北方和西北的戎狄团体究竟属于何种政体,尚待深入的专门研究,现在大略视察大多没有超出类似酋邦那样的政体规模和庞大水平。3.甘青区同北方区相似,西北甘青区也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从中原区分散出来的一个亚文化区。

仰韶早中期,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由陇东逐步向西波及到了甘肃中部。今后从仰韶晚期文化肌体中分散出来的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类型,很快就从甘肃中东部扩展到了青海东部及河西一带;其后大要相当于庙底沟二期的半山类型、龙山期的马厂类型又相继西扩,先后抵达张掖、酒泉一带。与马厂类型约莫同时或稍晚,陇东地域在常山下层文化基础上兴起了齐家文化,齐家文化中期以后迅猛扩张,往东渗透到关中西部,向西逐步推进到河西走廊西端,迫使马厂类型不停西移并最终消失;齐家文化一直延续到了二里头时期。只管新石器时代晚期甘青地域文化出现繁荣生长的局势,但社会庞大化的历程却体现得比力迟缓。

富厚的墓葬资料显示,马家窑文化各阶段都有家族、氏族、胞族等差别层级的社会组织,具备蓬勃的氏族—部落社会的典型特征;同时,从半山到马厂类型,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多寡(尤其是彩陶的使用)所体现出的社会竞争、贫富分化现象有逐渐增强的趋势,但并不很普遍,也不很显著,而且差别区域存在较大差异。当地区庞大社会真正获得充实的生长应是在齐家文化的中晚期阶段。

总体来看,马家窑文化可算作当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生长的前段,齐家文化(中晚期)为后段。据现有发现,齐家文化聚落的群体及内部结构都还不太清楚,资料最富厚的仍是墓葬。

既有疏散或成组漫衍的小型墓地,也有像柳湾那样的大型公共墓地,显示出家族、氏族等差别层级的社群组织,墓地中存在较显着的贫富和品级分化现象。据观察在甘肃中东部存在一些齐家文化大型遗址,虽然还没有揭破出大型修建、高品级大墓等重要遗迹,但在这个地域已经出土或流散出许多玉器、铜器、陶礼器、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等高级物品,使我们对齐家文化“超级聚落”的面世充满期待,也由此推测齐家社会极具潜力的生长高度还远没有被认识到。齐家文化不光吸收了与之相邻的客省庄文化、马厂类型的许多因素,其所见陶盉、铜牌饰等与二里头墓葬中出土的很是相似,玉器与晋南及北方石峁的玉器有许多共性,而一些铜器、权杖头又与欧亚草原地带和中亚地域的相近,反映齐家社会与中原、北方及辽阔的欧亚要地都存在广泛的接触和联系。我们相信这种“世界体系”下的交流互动不光对其文化、而且对其社会也一定会发生深刻的影响。

齐家文化之后,甘青地域先后衍生、剖析出许多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如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应该代表着早期差别的戎人群体。据现有质料,没有迹象讲明在这些群体内存在高度庞大的区域社会团体,更无类似国家的政体,似乎说明继齐家之后甘青地域青铜时代的社会生长恒久处于低谷,且可能与气候和情况的变迁有关。

4.海岱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山东为主的海岱文化区,凭据其文化和社会的生长可以分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前后两个阶段。学术界一般将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000~2300年左右)分为早、中、晚三期,大要与中原的仰韶中期、仰韶晚期和庙底沟二期相对应。

大汶口文化以墓葬遗存发现最富厚,对社会形态的反映最充实。从大汶口早期开始,就普遍存在着由墓群组成的墓区或墓地,有些墓群精密相连或有所距离,有些墓群则疏散在遗址的差别方位而各自单独形成小墓地,尔后者到大汶口晚期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据研究,这些大巨细小的墓群属于独立性越来越强、在社会生活中作用越来越突出的家族,由若干家族墓群形成的墓区则对应着氏族(宗族),而有差别墓区的聚落就应存在着胞族或宗族团结体那样更高一级的组织。在大汶口早期的偏早阶段,社会分化就已初露眉目,但不显著;到早期偏晚阶段,墓葬资料显示无论是聚落之间还是聚落内部都开始泛起较显着的贫富差异,在面积较大的大汶口遗址,随葬品的平均数量较其他遗址要多数倍,而在其内部的差别墓群(家族)之间也存在较显着的差异,尤其还泛起了个体随葬品富厚的大型墓葬。到大汶口的中晚期,社会分化显着加剧,泛起了泰安大汶口、邹县野店、新沂花厅、莒县陵阳河以及最近发现的章丘焦家等多处面积达数十万以致上百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聚落,其中焦家还见有大汶口文化最早的城址;在这些中心聚落内都发现有随葬品丰盛的大型墓葬,墓中通常出有玉石钺、玉石饰件、骨牙雕筒、象牙器、白陶、彩陶等象征权力和职位的高品级物品,而高级权贵大墓往往集中在个体或少数墓群中,显示出聚落内部差别家族之间社会品级以致阶级的分化。

但同时还应看到,纵然在高品级墓群之内,一般也同时存在大、中、小差别级此外墓葬,这一方面说明高品级大家族内部成员之间也是有职位尊卑之此外,另一方面还证明那些顶级权贵尚未成为超出血缘关系之上的王,大汶口社会还没有泛起早期国家,这同前述中原地域陶寺早期墓地反映的情形很是相似。总的看,大汶口早期到中晚期的变化应反映了酋邦社会由简朴到庞大的生长历程。

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社会生长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墓地形态延续了大汶口文化晚期以来的演变趋势,即大型墓地稀有,主要是疏散的、数目一般只有几十座的小墓地,其中许多陪同在居址四周,也有些远离居址而单独存在。

这种墓地一般只有一个墓群,代表着独立的家族单元;少数大一点的可能会包罗两个以上的墓群,从而组成一个宗族组织。许多墓群内还可分出较显着的墓组,这些墓组所代表的群体或许就是大家族生长繁衍历程中逐渐分散出去的支系小家族或扩大家庭。龙山时期的墓地形态反映大型氏族(宗族)的凝聚作用越来越弱,而家族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占据主导职位。

此时社会财富与职位的分化进一步加剧,既强烈地体现在差别品级的聚落之间,也泛起在聚落内部差别家族与个体之间,尤其在高品级中心聚落内更是如此;另外权贵者的身份也是在家族内世袭的。在泗水尹家城和临朐西朱封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中品级最高的大型墓葬,皆有两、三重棺椁。尹家城的几座大墓仍与中小型墓葬配合漫衍在同一族墓地中,显然不属于职位超群的王墓。

西朱封先后清理出三座大墓,其中两座最大的M202和M203比邻而葬,相距仅3米,皆长6米多、宽4米多,是迄今所知中国史前最大的墓葬,随葬有精致的玉石饰件、玉钺、鳄鱼骨板(鼉鼓)和众多陶礼器。据相识,在数百平方米掘客区内只存在这两座大墓。如果这两座大墓确实远离其他墓葬而单独存在,那很有可能就是脱离众人、唯我独尊的“王墓”了。

但因事情有限,对西朱封遗址的整体情况尚不相识,囿于现有资料还不能对其社会性质给予明确的判断。海岱地域龙山文化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涌现出了一批城址,已确认并经正式宣布的有近10座,主要漫衍在泰沂山脉北侧和鲁东南到苏北近海一带。

同中原相似,多数城址的面积都不很大,一般在10万左右到数十万平方米之间,当是各地域的中心聚落,他们所代表的区域团体大多应该也是大巨细小的酋邦。只有鲁东南日照地域的两城镇和尧王城规模弘大,显得特别突出。两城镇地表陶片漫衍规模为256万平方米,尧王城凌驾300万平方米。两城镇钻探出的文化聚集规模有70~80万平方米,发现有三道环壕,壕内最大面积70余万平方米;凭据最新的勘探和掘客,尧王城也有三道环壕(局部有城墙线索),外围壕沟内最大面积近400万平方米。

两者中尧王城的规模似乎更大,有可能就是当地区最顶级的“超级聚落”。然而,现在这两处遗址都还没有发现大型权贵墓葬和高品级修建,它或它们是否已经像中原陶寺那样发展为早期国家的都邑了,现在还不能遽下判断。综合思量这些城址、大型聚落以及前述墓葬的情况,海岱龙山文化时期泛起早期国家组织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只是现在证据尚嫌不足,还需假以时日继续探索。

紧接海岱龙山文化之后形成的是岳石文化,年月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大要相当。考古发现显示岳石文化出现全面衰退的境况,遗址数量大幅淘汰,缺乏特大型中心聚落,与龙山时期的社碰面貌相比已是风景不再。其后随着中原商周王朝的兴起和扩张,海岱地域的东夷诸群体逐步被融合进了中原文明的整体之中。

5.江浙区(环太湖区)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生长的焦点区域主要是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即苏南浙北的环太湖地域,其次是苏皖沿江两岸平原和浅山丘陵地带。继马家浜文化之后,这里相继生长起来的主要有崧泽文化(约公元前3800~3300年)和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2300年),当地区社会的生长也可以按此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崧泽文化时期,聚落内的资料亦是以墓葬最富厚。此时既有二、三十座左右墓葬组成的小墓地,也有百余座甚至数百座墓葬组成的大墓地;大墓地一般包罗差别的墓区(或墓群),其下还可进一步分出差别的墓组(或墓排)。这样的墓地结构同样反映着家族、氏族、胞族或联族等差别层级的社群组织。

较晚阶段小型墓地的增多讲明家族的独立性开始从蓬勃的氏族制度中凸显出来。另外,在许多墓地中都存在着差别的墓组、墓区之间随葬品多寡纷歧的现象,但普通聚落中的差异不太悬殊。这个时期泛起了一些规模较大的中心聚落,其中已知最主要的有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和安徽含山凌家滩。

东山村现知面积约30万平方米,凌家滩有100余万平方米,两个遗址最重要的发现都是墓地。东山村墓地分为东、西两区,各有墓葬22座和15座,应该是两个家族墓区。

东区都是些小墓,西区主要是规模较大、随葬品较多的大中型墓,大墓随葬品包罗玉石饰件,石钺、凿、锛等,以及(棺)周围大量的陶器。凌家滩墓地可分几个墓组,主要漫衍在一处祭坛的边缘和上面,其中位于祭坛中、北部的主要是些小墓,打破祭坛而年月稍晚;南部和西部的墓组则品级较高,主要是些大、中型墓,特别是南方的大墓一般随葬有数十件到百余件玉石器,但很少陶器。

这两处墓地展现了大型聚落内差别群体(家族)之间贫富和职位的品级差异,意味着已泛起权贵阶级。近年的区域系统观察显示,凌家滩周围存在许多普通小遗址,而凌家滩是唯一一处大型中心聚落,反映出这种区域组织结构尚没有生长到很高的庞大水平。显然,围绕东山村、凌家滩这些中心聚落所形成的,都应是各有特色的酋邦组织。到良渚文化时期,当地区的社会生长跃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环太湖周围的北、东、南三面泛起了许多聚落群,群内的居址形态大多不清,但普遍发现有小型墓地,一般只有10~20座左右墓葬,应代表着良渚社会占主导职位的小型家族;其中一些群落内还存在高品级贵族墓地,漫衍在人工堆筑的土墩或高台上,应是各区域统治阶级的家族墓地。在这些聚落群中,以钱塘江北边的良渚群规模最大、遗址点最多、规格最高,被公认为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区域。良渚聚落群漫衍在杭州西北一个规模近1000平方公里的“C”形盆地里,其焦点为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城的外围另有一圈类似“郭城”的环状遗址带,其内面积近800万平方米。近年发现在古城西北大遮山边缘有一系列高、低水坝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可能具有防洪、运输、调治水利等多方面功效;而以古城为焦点,包罗水坝和古城外围遗址所组成的良渚遗址群主体的漫衍面积到达100平方公里,包罗东北面的大遮山山前遗址群和东面的荀山遗址群。

此外在“C”形盆地内另有其他遗址呈集群漫衍,重要的有古城往东约30公里处“远郊”的临平遗址群,其中在玉架山、横山遗址发现有品级较高的贵族墓葬。在良渚古城内,最重要的设施无疑是主要靠人工构筑的面积近30万平方米,高达10余米的“台城”莫角山,其顶部门布着三个巨细不等的土台,在土台上和山顶其他部位已揭破出多组成排漫衍的大型衡宇基址,应属规格、功效差别的设施,显示了这个形同“宫城”的最高统辖中心应有的修建格式;在莫角山东坡和西南坡的掘客中都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炭化稻谷遗存,讲明存在由这其中心所控制的大型仓储遗迹。

莫角山南侧另有面积达24万平方米的皇坟山遗址,上面也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台基,应漫衍着仅次于莫角山的高级修建群。紧邻莫角山的西侧由北向南依次排列着反山、姜家山,可能另有桑树头等高台墓地,应属于差别品级的贵族坟山,而以反山规格最高。此外,近年在钟家港四周台地上发现有漆木器和玉石器作坊遗址。

古城内外有纵横交织的水路交通系统,城内水道之间则是居住和举行种种运动的台地。良渚古城的掘客者认为城内的主要设施就是贵族宫殿区、贵族墓地和种种手工业作坊区;古城墙、莫角山、反山以及城外水利系统的兴建都是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良渚早期阶段,且城墙和宫殿区一直沿用到良渚晚期;“外郭”条状遗址带则主要形成于良渚晚期,既是普通人的居住地,许多也同手工业生产相关。在古城外围,重要的遗址有位于东苕溪北边的姚家墩等7个排列有序的台地,其上可能有大型修建和品级较高的墓葬,应是古城外一处高级聚落。

此外另有大量的普通居住址。因此在良渚聚落群主体规模内,即古城及其“近郊”,或许就可以区分出莫角山、皇坟山、姚家墩和普通居址等几个修建或居住品级。古城外围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瑶山、汇观山祭坛和墓地。秦岭将良渚遗址群内的墓地分为三个品级:一级以反山、瑶山和汇观山为代表,二级以钵衣山、文家山为代表,三级以上口山、庙前、卞家山为代表;同时她又认为,瑶山应属良渚早期,早于中期反山大墓的主体部门;而汇观山只掘客出残剩的几座大墓,整体逊于瑶山和反山。

再加上最近新发现的姜家山等,我们认为良渚遗址群焦点区内的墓地可以分出四个左右的品级。同时存在的真正顶级权贵墓地也许只有一处,已知者早期为瑶山,中期为反山,晚期者尚未发现。

有关这种墓地墓主的身份有差别看法,但都认为是高级贵族,其中一说认为反山和瑶山分排埋葬主要体现的是成人男女组合;无论如何,与其他贵族墓地差别的是此种墓地不容纳普通小墓,如果我们同意权贵的身份是在家族内世袭通报的,那么可以看抵家族中的一般成员是被清除在此种墓地之外的,这看起来很像是王或“王与王后”的专属墓地,其埋葬制度和理念堪比后世的“王陵区”。那些出有玉钺、琮、璧的同时期其他墓地(包罗出有零星高端玉器的)也许可以与反山、瑶山等划分为同一贵族“阶级”,但未必属于同一权贵“品级”。要之,良渚聚落群中墓地和居址所出现的都是一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而非平顶式的“族团结”权力形态。良渚古城、城内莫角山、城内外贵族坟山、水坝等多种规模庞大的修建和设施,大多应在一定时期内共存使用(良渚中晚期),相互关联而结成一个“超级聚落”综合体;这些设施的兴建皆需大量劳力和庞大的后勤保障,体现出良渚社会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特殊的组织与调动能力,由此也可推断存在庞大的治理机构与机制。

这个时期也就是良渚社会生长的兴盛期,在此期间,整个良渚聚落群应属于一个有王权控制的统一体。而在太湖南部、杭州湾北侧,与良渚群相邻或相距较近的临平、德清及桐乡-海宁等遗址群,很可能就是隶属于“良渚王国”的地方群体,像临平玉架山、横山那种出有较高品级墓葬的遗址,应该就是各群中统领一方的次级中心。那么良渚社会又是一种怎样的结构呢?曾有研究者认为各聚落群都是各自分立的政治实体,不存在统一的王权;另有许多研究者将良渚社会定性为酋邦或“古国”。近年随着良渚聚落群内新的重要发现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人倾向认为良渚社会是一个王权国家,这个国家甚至将良渚文化主要漫衍区整合成了一个统一体。

太湖东部青浦遗址群、吴县-昆山遗址群,太湖北部常州遗址群,都存在贵族坟山与平民墓地至少两个社会阶级。这些遗址群中既有福泉山,张陵山、少卿山和草鞋山,高城墩和寺墩等高品级墓地,同时其规格又低于良渚群中的瑶山、反山大墓,且各群的整体规模和庞大水平都远不能与良渚群相比肩。

这些遗址群内的墓地结构,随葬品所反映的丧葬礼仪和品级制度,以及刻纹玉器上“神人兽面”纹所组成的类似“一神教”的统一信仰体系,都体现出与良渚聚落群高度的一致性及品级差异性,而且良渚与各地之间存在水平差别的“发散式”的高端玉器分配系统。因此,将这些区域团体视为良渚王国的地方政权或区域组织,将整个良渚文化所笼罩的主要区域视为一个“中央”与各“地方”相联系的网络化的地域国家,并无扞格不妥之处。同时还应意识到,要从考古证据中辨识出区域组织或早期国家真正的政体结构与界限规模,其实是很是难题的,甚至对于资料极为富厚的良渚社会来说,仍有赖更多的考古新发现和深入细致的分析。

就现在所知,对于良渚的社会结构,仍然不能清除各群自治、而以良渚为宗主的“邦国同盟”的可能性。约莫在公元前2300年以后,良渚这个早熟的、中国境内最早泛起的国家走向衰亡。随着良渚文化转化为钱山漾文化和后续的广富林文化,从“龙山时代”直到周代吴越兴起之前,江浙地域社会与文化恒久处于低迷状态。

然而,以良渚式玉器为代表的诸多文化遗产却在其后对中国要地发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6.两湖区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最蓬勃的区域集中在洞庭湖以北的江汉平原,包罗长江两岸和汉水下游,其中尤以汉水以东、大洪山以南的“汉东地域”生长最充实。

当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的生长可以分为大溪文化中晚期和油子岭文化时期(约公元前4000~3200年)、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200~2200年)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一些聚落可见到多间方屋或长排衡宇,有的还泛起了院落式修建,应是扩大家庭或家族的居住单元;所见墓地一般埋有数十到数百位死者,其中又可分辨出差别的墓区、墓排或墓组,也应代表着胞族、氏族、家族等差别层级的社群组织。此时聚落内部和聚落间都开始泛起分化,墓葬中随葬品多寡所反映的贫富差异已逐渐成为普遍现象,有的遗址如安乡划城岗还泛起了少数随葬品丰盛、并有权力标识(钺)的较大型墓;在澧县城头山城址中(近10万平方米)亦有少数集中埋葬的随葬品富厚的大墓,这样的墓葬都包罗在较大的墓组里。总的看,一方面此时氏族公社等较大的社群单元可能仍发挥着一定的功效,另一方面基于贫富和权利的社会分化已泛起在较小的家族之间,而且真正得享特权的只是其中的少数权贵。

这个时期在洞庭湖平原和汉东地域泛起了漫衍麋集的遗址群,并已发现数处中心聚落(包罗城头山城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在天门石家河的谭家岭,发现了油子岭文化时期面积达26万平方米的有城壕围绕的遗址,乃是同时期两湖区规模最大的聚落。围绕这些中心聚落所形成的区域组织或许也都属于酋邦社会。到后段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两湖区的聚落与社会获得了迅猛生长。在洞庭湖区的澧阳平原,除了城头山,还泛起了规模更大的鸡叫城,城内面积达15万平方米,其周围有众多遗址麋集围绕,而且以城址为中心构筑了规模很大的便于交通和浇灌的沟渠网络,从而形成一个聚落集群。

然而,这样的聚落群与汉东地域的石家河聚落群相比则显得小巫见大巫。与良渚聚落群相似,石家河聚落群的中心也有规模很大的城址,城壕围起来的面积有180万平方米,而将其周边麋集漫衍的30余处遗址点都算在内,则占地约8平方公里,与良渚所谓“外郭城”内的面积相好像。经由多年考古勘探和掘客,已知在石家河古城内,位于中心部位的谭家岭有大型修建的线索。

城内西北部的邓家湾和城外东南处的肖家屋脊都有巨细差别的墓葬群,虽为普通人的墓地,但已显现出显着的贫富差异,而且在肖家屋脊可见小片墓地与院落式衡宇组相对应,这样的情景在此时的两湖地域已成为较普遍的现象,亦是以家族为基本社会单元的体现,社会分化也主要发生在差别的家族之间。在邓家湾还先后泛起了数处有意摆放或掩埋的筒形器和套缸或列缸遗迹,与后者相伴的一些灰坑和低洼地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塑动物,这些似乎都指向某种庞大的祭祀行为。

在城内西南部的三房湾则有大面积数量庞大的红陶杯聚集(多为残废品),经掘客清理出数座残窑址及相关遗迹,显示这里似乎存在主要生产红陶杯的制陶作坊。而城外西侧面积达1万余平方米的印信台内揭破出数处台基,台基边缘有多处是非纷歧的套缸遗迹,边缘内外另有许多的瓮棺、扣缸、扣碗和少量的土坑墓,台基之间的低地填充着大量红陶缸、杯的废弃品,年月集中于石家河文化晚期,这些遗存也应与大型祭祀运动有关。

这些迹象讲明,石家河古城内外有修建居住区、墓葬区、制陶作坊区和祭祀运动区等功效差别的区域,显示石家河聚落群生长在壮盛期已形成庞大的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当围绕以财富为基础的权力中心运作,吸纳、整合周边众多人群,发展为两湖地域一个“超级聚落”综合体,构筑起一个与社会世俗权力相辅相成的神巫世界,淫祀鬼神似乎成为其文化与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但由于石家河尚未发现类似良渚那样高品级的“王墓”和宫殿修建,即缺乏具有“王者气象”的“超级遗迹”,对其所能到达的社会生长水准还不能冒然定性。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沿两湖平原北部、西部山前地带已发现巨细城址10余处,面积多在10~30万平方米左右不等,少数有六、七十万以致上百万平方米,包罗近年掘客的、有较高品级墓葬的沙洋城河遗址。这些遗址,特别是那些面积较大的城址,大多应是各区域的中心聚落。

问题是这些中心聚落与石家河古城到底属于什么关系,尚无确凿的证据和富足的资料可以说明,在现有质料中甚至缺乏像良渚社会那种发散式玉器分配系统及其体现出的统一信仰体系、从而可以将各地有机联系起来的证据。现在只能开端推测,石家河古城及其聚落群作为两湖地域唯一一处“超级聚落”,与良渚相似,应以其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政治实体,并笼罩了周围很大的一片区域。

约莫公元前2200年以后的所谓“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来自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大量泛起,石家河等聚落群骤然衰落,两湖地域的历史历程发生逆转。今后两湖地域社会与文化生长岑岭的再起要一直迟至两周时期楚国和其他诸侯国的兴起。然而,在肖家屋脊、谭家岭等所在“后石家河文化”的一些瓮棺中出土了大量工艺高明、造型精致的玉器,却又为我们进一步探索该地域在所谓“文明衰落期”的生长状况埋下了很大的伏笔。

7.巴蜀区位于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兴起和繁荣显着滞后于其他焦点文化区。当地区最蓬勃的区域集中在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这里较早泛起的是相当于仰韶晚期的“桂圆桥一期遗存”(公元前3000年前后),到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早期形成“宝墩文化”(约公元前2500~1700年),之后有大要相当于二里头晚期到殷墟二期的“三星堆文化”,和殷墟三期到春秋前期之间的“十二桥文化”。已发现的桂圆桥一期遗址数量少少,遗迹现象简朴,应属于零星漫衍的小型社会群体的遗存。到宝墩文化时期,这一带的聚落与社会出现跳跃式生长,遗址数量激增,并泛起许多大型聚落,已在成都平原发现龙山时代城址8座,面积多在10~30万平方米。

其中新津宝墩古城面积超大,到达270余万平方米,包罗内、外城,为该地域一处“超级聚落”。广汉三星堆遗址宝墩文化遗存漫衍的面积也很大,或许也是这个时期的一处超级聚落。据钻探,宝墩内外城区都被水道和低洼地支解成多处巨细纷歧的台地,形成多个居住区;对内城中部居住区的大面积揭破显示,这里盛行长方形衡宇,成组漫衍在差别方位,一般衡宇有数十平方米(常在原地重复重建),同时另有个体面积达二、三百平方米的大型衡宇,可能存在品级较高的修建;衡宇周围成组漫衍着一些墓葬,或紧凑或疏散,已发现的都是些普通小墓,少少有随葬品。其他经掘客过的遗址也存在相似的情形(高山古城有少数墓葬面积达10平方米以上,但随葬品也很少)。

与同时代其他地域相仿,这些衡宇(组)及其四周的墓葬很可能也代表着小家族或大家庭所形成的居住、生活和死后埋葬的单元,那么每个台地应该存在大家族或更高层级的社群组织。此外,在郫县古城内揭破出一座面积达55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其内横列着5个卵石垒砌的台子,掘客者推测可能是一处礼仪性修建;在三星堆仁胜村遗址掘客出一处较大墓地,其中部门墓葬随葬少量玉器,显示出一定的社会分化迹象。然而,迄今在宝墩、三星堆等城址和大型聚落内还没有发现随葬丰盛的大型墓葬、宫殿修建等指向高级权贵的遗存,因此现在还不足以对其社会结构、生长水平、阶级分化等方面做出确切的判断,而对各城址之间社会关系的准确认识也还无从谈起。到厥后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时期,四川盆地出现连续繁荣的情形。

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两个文化代表了青铜时代的古蜀国文明。广汉三星堆遗址漫衍规模达12平方公里,已发现城址、多处大型修建和祭祀坑等高品级遗迹,特别是两个祭祀坑出土了大量极富特色的青铜、金、玉石、骨和象牙器等华美精致的高级物品,堪称“国之重器”,这处超级聚落应是夏商时期古蜀国的一处国都所在。其后十二桥文化已知最重要的发现无疑是成都金沙遗址,其面积约5平方公里,这里同样也揭破出了大型修建、与祭祀相关的象牙坑和大量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和动物骨骼等,有人认为是古蜀国从晚商到西周时期的都邑,也有人推测是西周时期古蜀国的宗庙所在。

从龙山到两周,即重新石器时代末期直到青铜时代一直呈连续上升生长的势头,在各焦点文化区中,除了中原,巴蜀区险些是唯一的一个。在整个华东低地相继衰落之时,这个高原、大山环绕中的“天府之国”却显示出了蓬勃的后发优势,从而成为青铜时代堪与中原争奇斗艳的一朵奇葩。8.燕辽区居于辽西、内蒙古东南部和河北东北部。

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燕辽区一直呈稳定的生长状态,到红山文化晚期逐渐到达生长的岑岭(约公元前3500~3000年),像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样,成为大要同步兴起的史前区域文明发祥地之一。红山文化遗址主要漫衍在上述区域的河谷阶地和岗丘山地。区域观察讲明这些遗址多呈集群漫衍,虽规模不大、整合度不高,但也显示出酋邦形态的社会组织。

由于多数观察都没能将红山文化早、中、晚期遗存区离开,也就难以准确判断差别时期聚落群体的数量、规模及其变化情况,但据已知资料可推测聚落与社会生长的热潮应该是在红山中晚期。多数聚落群内的遗址面积在数千到数万平方米之间,少数较大者凌驾10万平方米,聚落之间应有巨细主从之别;另外据观察有少少数遗址有可能到达百余万甚至数百万平方米。但红山文化居住址经由大规模揭破的不多,对于大型中心聚落更缺乏足够的相识。

从几处生存较好、掘客面积较大的遗址看,聚落内的衡宇一般呈组(排)、群漫衍,应该也是差别条理社群组织居住形态的反映。我们对红山社会总体生长状况的认识主要来自于特殊的墓地和祭祀遗存。

在红山文化的遗址中,有些漫衍在山梁或岗丘顶部,多见或圆或方的石头圈遗迹,与一般的聚落差别,属于专门的墓地和祭祀遗址。其中位于辽西建平、凌源接壤处的牛河梁遗址群就是此类遗存中规模最大、漫衍最集中、规格最高的所在。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群年月集中于红山文化后期。位于第一所在、阵势较高的“女神庙”,由一大型“北多室”和小型“南单室”两座半地穴式修建组成,总面积达75平方米,其内和四周出土了许多“女神”塑像残件,分属6、7个个体,回复后体量大者是真人巨细的2、3倍,另外另有一些兽、禽类动物塑像。

该修建后面即北面不远处有三个呈品字形漫衍的“山台”,周围都有人工砌筑的石墙,北部山台边缘处还收罗到泥塑的人像和修建残件,因此推测这三处山台有可能是举行祭祀运动的“祭坛”或另外的“神庙”。在第一所在周围,周遭100多平方公里规模内,沿山谷两侧和谷地内坡岗之上总共发现了40多处红山文化遗址,其中半数以上有积石冢。已经掘客过的除第一所在“女神庙”等修建基址外,另有第二、三、五、十六所在的积石冢。

每个所在一般有多冢,也有单冢的(如第三所在);小冢和个体大冢为单墓,多数大冢内有多座墓葬。张弛认为较早时期的小型圆形积石冢群(一冢一墓),和较晚时期埋有多人的圆形或方形大型积石冢(一般一冢埋有数座、十几到二十几座不等的墓葬),代表了其时聚落中最小的继嗣群体——小型家族,也就是说人们是以家族为单元来设置墓地或大型积石冢的。另一方面,较晚的大型积石冢内一般都有中心大墓,多数为一座,个体为两座(如第二所在的一号冢),配合特点是规模大、墓室砌造得较厚重精致,随葬玉器相对较多。

大冢的制作应与这种中心大墓的埋葬直接相关,其墓主生前应是有尊贵职位的重要人物,而中心大墓与其他附葬的中小型墓之间显然存在身份职位上的差异。从牛河梁积石冢的形成年月(参见陈诉第七章有关分期的叙述)、数量、漫衍所在、规模和制作积石冢所需大量劳力等几方面视察,可以判断这些所在应该与四周若干差别的聚落或社群相对应。

但任何所在都不会是某一聚落或社群所有成员的团体墓地,而只会是其中身份特殊的高品级家族的茔地。这种茔地的设置又特别凸显少数小我私家即那些中心大墓的墓主,他们应该也是这里主要的祭祀工具——至少在各所在内部是如此,很可能就是各聚落或族群的首领,或高品级的巫师。

从大墓常随葬玉璧、环、镯、管、坠等佩带物品,斜口筒形器、勾云形器、“鹰面”形器、兽面形器等特异物品,以及玉“猪龙”、龟、鸟、蝉(蝗)等动物和玉人等肖形玉器看(一般只随葬其中的几种),首领和大巫师可能是合而为一的。故此人们一般认为红山文化的社会具有偏重“神权”的特征。

众多所在既疏散并列,同时又相对集中在这样一个规模并不很大的山谷岗坡地带,其中“女神庙”及“祭坛”又似乎凸显出中心的职位,由此可以推断,“女神庙”里供奉的神祇应是这些聚落和社群共有的崇敬和祭祀工具,其后面的“祭坛”也应该是大家配合的祭祀运动场所。也就是说,由“女神庙”和“祭坛”所凝聚起来的、以四周众多积石冢所代表的社会群体有着相同的信仰和祭神仪式,他们是有着统一信仰和祭祀行为的“宗教配合体”,牛河梁一带就是这个配合体集中的埋葬和祭祀中心。但迄今还没有迹象显示他们已经整合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组织,这方面既缺乏宏观与微观聚落结构方面的资料,也没有诸如大型“宫殿”和“王陵”大墓等指向王权的证据;已经掘客过的那些大墓甚至缺少其他地域常见的象征权力的玉钺和象征财富的大量奢侈品。

红山社群中体现社会竞争、分化以及身份职位和权力意志的,主要是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规模不停扩大且结构越来越庞大的积石冢和墓祭现象。就现在所知资料,我们只能判断那些较大的中心聚落,和各积石冢所在所代表的社会群体,都属于各自分立的酋邦组织;同时牛河梁众多所在所代表的各酋邦,有可能会形成一种与部落同盟相类似的“酋邦同盟”,配合的宗教信仰和祭祀行为就是将他们毗连在一起的纽带。然而,由于已发现的红山文化大型遗址还没有做充实的掘客事情,是否存在庞大的高品级的超级聚落尚需确认;积石冢中像牛河梁第十三所在那样夯土加积石、直径达60米的巨型大冢还没有展现清楚,性质不明,因而无法对红山社会的生长水平作出最终的判断。

红山文化之后,约莫公元前3000~2000年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燕辽地域体现出衰落的状态。期间虽然存在过小河沿文化,但遗址数量急剧淘汰,更无大型聚落发现,原有的区域社会群体似乎倏然瓦解,总的看出现出一派萧条的情形,红山时期兴盛一时的“文明”景观一时湮没消失。但在这之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约公元前2000~1400年)又再次出现旺盛的生长势头,许多地方的遗址成群麋集漫衍,而且许多都有石头城墙围绕;但稀有大型聚落,没有证据显示该文化泛起了国家形态的社会组织。

四 总结与讨论本文粗线条地梳理了中国石器时代社会生长演变的历程,讨论的重点在“焦点文化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往下则落脚到青铜时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世界许多地域相似,中国境内史前社会亦呈显着的阶段性变化,并体现出“进化”的特征。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社会组织或许履历了从靠近动物的原始群到实行族外婚的血亲家族、再到蓬勃的氏族这样一个漫长而缓慢的生长历程,社会群体规模逐渐扩大。从公元前第四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国各焦点文化区都相继开启了社会庞大化或“文明化”的历程,直至泛起一些早期国家。下面着重对晚期阶段的社会演变做出归纳综合总结和进一步的讨论。

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陪同着农业和种种手工制造业的不停生长,社会组织结构相应泛起变化,氏族的作用趋于弱化,家族逐步成为基本的社会组成单元,其职位日渐凸显,独立性渐趋增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应,财富的积累和分化也渐次在家族这个层面上展开。随着焦点利益群体不停向小型化偏向演进,最后多数地域的贫富和品级分化都徐徐深入到了大家族内部,那些拥有较多财富、控制较多资源、掌控较大权力的小我私家及其家庭(或小家族)成员逐步演酿成社会权贵(权力可源于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形成特权阶级,并以其为中心构建起有崎岖层级和主从结构的区域政体,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得以确立,“酋邦”组织在各大文化区里相继普遍泛起。

随着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分工的不停生长,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社会阶级的分化日益显着,金字塔形的品级结构逐渐形成,并在某些地域先后孕育出早期国家。经由多年考古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不停深入,上述演变历程在许多地域已经获得充实的证实或论证,而且各地域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变化所体现的庞大化历程,都显示出了阶段性递进的特点。

但需指出,这样的演变历程在各文化区内并非都是单一直线生长的,前文分析也充实展现了各地社会庞大化差别的体现方式、生长水平和演化途径。对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区域社会庞大化的阶段性变化,无法做出整齐划一的区分,因各地社会演进的速率和节奏纷歧,特别是早期国家或准国家社会泛起的时间节点差异很大。

许多地域在史前晚期生长到岑岭之后,紧接着又泛起或长或短的衰落低谷期,社会演化体现为海浪形的曲折变化;只有少数地域呈连续的门路型上升递进,但也很少是由单一族群完成的。故此,各地域社会生长演变的轨迹是不尽一致的。这个时期,各焦点文化区险些都先后泛起了佼佼不群般的“超级聚落”。公元前3000年前后在长江中下游率先泛起“超级聚落”,即石家河与良渚,且都形成了以大型城址为焦点的“超级聚落群”;至于同时期的红山文化晚期是否存在“超级聚落”,尚需进一步探索。

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即史前末期到青铜时代初期,其他文化区也都相继泛起了“超级聚落”,包罗中原的陶寺及其后的二里头、北方的石峁、海岱区的尧王城(或者另有两城镇、西朱封)、巴蜀区的宝墩和三星堆等;甘青区齐家文化的超级聚落现在尚不明确,但齐家坪或其他大遗址也有这样的潜质(图一)。这些“超级聚落”的泛起,应当意味着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的形成,正如前面讨论过的有些已经属于早期国家,我们可以称之为“雏形国家”。联合已发现的大型修建、大型工程、高品级墓葬等重要的遗迹现象,现在可以推知至少良渚、陶寺、石峁和二里头所代表的社会团体当已生长形成了各自区域内最早的“雏形国家”;其他地域的如石家河、尧王城和西朱封、宝墩和三星堆等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只是考古证据尚嫌不足。

之所以称其为“雏形国家”,一方面是想强调与从前酋邦条理的社会(在苏秉琦的社会生长体系里称之为“古国”)相比已有基础的差别,另一方面是要将其与商周王朝那样成熟的早期国家相区别,强调其作为最早国家的初始性特征。许多超级聚落都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一般是在其生长的壮盛期形成“雏形国家”。只是这样的历程在有的遗址如陶寺、二里头等比力清楚,而在有些遗址暂时还不太容易看清楚。

无论如何,作为雏形国家中心的超级聚落,除了规模超大,还应该具备功效多样的大型修建群(宫殿、神庙或宗庙等)、高级大墓(王墓)、大型公共工程(防御城壕、水利设施、大型祭祀遗迹等)、贵族管控的高端手工业等显示国家都邑性质的“超级遗迹”,而且相关遗址和遗迹现象能够反映一种金字塔形的社会品级结构。这些要素与美国学者弗兰纳里从世界其他地域早期国家总结出的物化表征基底细符,说明差别地域最初形成的早期国家具有大致相似的特征。前文显示,几个已经获得确认的“雏形国家”兴起和衰落的时间相互差异很大,其中以良渚泛起最早,然后是陶寺、石峁,最后才是处于中原要地的二里头,他们的衰落也与此相应。

此外,作为最早泛起的国家,良渚延续的时间似乎也更长,有近千年(或许另有石家河),而其他早期国家的存续时间都不凌驾五百年(多数可能只有二、三百年左右)。就是说险些是在长江中下游的早期国家靠近或已经衰落的时候,其他地域的“雏形国家”才开始兴起,这说明各地域社会庞大化的生长历程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中长江下游(可能另有长江中游)无疑是领跑者,其其中缘由值得进一步深究。

这些早期国家在各区域此起彼伏,到商周时期虽有中原王朝鼎立而辐射四周,但同时另有巴蜀等其他的地域国家和文明与之交相辉映,多元一体的政治与文化格式的形成仍处于初始阶段。凭据本文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归纳综合出差别区域社会庞大化生长的差别途径和模式。在中原、海岱、江浙、两湖、燕辽这几个史前文化最蓬勃的地域,大要都履历了从“游群”(实际还可分为早期的原始群到偏晚的血亲家族两个类型或阶段)、氏族-部落到酋邦社会的渐进式演变,有的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孕育出雏形国家。

这样一种逐渐递进的生长轨迹,可以归纳综合为社会进化的“渐进式模式”,也可称之为“典型模式”,与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提出的“游群-部落-酋邦-国家”的经典进化模式颇为相符。只是详细到对这些观点内在的明白上,如前文所论,我们与塞维斯最初的界说已有较大差异,甚至与西方一些晚近学者的看法也有所差别,好比对“游群、部落”社会已可重新界说,对“酋邦、国家”的中国特色也有所辨识(如贯串期间的、以家族为基础的血缘组织的重要作用等)。但无论如何,此种具有许多共性的渐进生长模式在世界主要原生文明和原生国家的发祥地都可见到,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流域和中美洲等。

而在北方(雁北区)、西北(甘青区)到西南(巴蜀区)半月形地带的几个“边区”,直到龙山时代之前都主要为小规模的、简朴的氏族-部落组织,社会生长恒久滞后于其他焦点文化区,其后才短期发作式地进入到高度庞大的酋邦甚至国家社会,出现一种近乎跳跃式的生长轨迹,可称其为社会进化的“跳跃式生长模式”,或者称为“非典型生长模式”。这种短期内的发作式跃进,一般都是受到外界刺激和影响的效果,在世界其他一些“后进”地域亦常见,中国北方草原及边疆地带历史时期一些“边地”民族的兴起大要也都履历过相似的历程,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诸族群。这两种模式充实显示了人类社会“进化”途径的多元而非单一的特征,而且社会进化的途径和模式或许并非只有这两种。

如果像红山、齐家那样的社会最终都没有形成雏形国家,我们还可看到并非每个地域都市履历上述塞维斯模式完整的生长历程,有些社会“进化”在酋邦阶段便戛然而止、瓦解或衰落了,这在世界其他地域亦不乏其例;甚至有些存续至近现代的“原始”人群始终停留在氏族-部落以致游群阶段,同样展现了在差别生态情况里人类社会生长历程的庞大性和多样性。关于早期国家的形成机制和动因,是一个很是庞大的问题,需要对差别区域仔细梳理辨析,笔者尚有专文讨论。

我们还可以从文明起源的角度来视察各区域的阶段性变化。文明主要指的是文化成就,是文化生长到较高水平的结晶;文明的发生一般都同社会结构变化相关联,但两者并不完全相等,“文明”与“国家”属于差别领域的观点,文明起源有时会早于国家起源。例如很可能属于前国家的红山文化、仰韶中晚期文化、大汶口文化、松泽-凌家滩文化等,可以说都已泛起了“低级文明”。

雏形国家则是早期文明的高级阶段。很显然,史前时期中国境内降生的中华文明最初是由多个区域文明组成的,这些相互相邻、有互动关系的区域文明配合组成了东亚地域一个庞大的“文明丛体”(赵辉语)。其中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和海岱文明,长江中下游的江汉和环太湖文明,以及东北的燕辽文明,都属“原生文明”,都有自己从简朴到庞大、从低到高逐层递进的轨迹,有的最后发生“原生国家”;而黄河中游北方地域、上游甘青地域,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皆是在史前末期泛起跳跃式生长,其文化生长和社会庞大化,包罗早期国家的泛起可能都有外部刺激的强烈影响,因而可以称为“次生文明”,有的泛起“次生国家”。

而这些原生的、次生的“文明”和“国家”,又都划分与前文所述差别区域社会进化的“典型模式”与“非典型模式”相呼应。从龙山到二里头时期,长江中下游到黄河下游等东部“低地”先后渐次衰落,只有中原要地近乎连续繁荣,另有就是从东北燕辽到北方河套、西北甘青和西南巴蜀区,沿此半月形“高地”又多有兴起,并通过北方和西北以远的草原地带与欧亚大陆要地发生广泛联系,中国史前文化与社会格式履历了一次大变更,对此张弛已有专论。但如前文所述,青铜时代前期在此半月形地带,燕辽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北方石峁之后的朱开沟、李家崖文化,西北齐家之后的诸多青铜时代文化,都没有接续生长出强势、繁盛的国家社会,只有中原三代文明和西南古蜀国文明连续生长,交相辉映。

同时我们还可视察到,中国三代青铜文明只管受到了“世界体系”下欧亚要地的强烈影响,但主要是技术和物质层面的,包罗牛、羊、马、小麦、大麦以及金属冶炼技术的引进和流传。中国焦点文化区文明主体的实质内在主要延续的仍然是自身的传统,如城址和宫殿修建样式与格式,权贵墓葬的葬仪和以血亲为基础的埋葬制度,青铜礼器和玉器等体现的礼制及精神信仰,祖先崇敬与祭祀礼仪,与血缘组织密切相关的小农经济和家族政治,等等。

这些方面组成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底色。而且最终完成对中国早期区域文明整合的主体还是中原文明。

首先是位于中原要地的二里头文化强势勃兴,随后雄踞大中原的商周文明又接力扩展,逐步笼罩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宽大地域,其影响还渗透到周边更广远的地方,成为东亚文明的焦点。东周时期列国争雄,同时又蕴含着强烈的统一趋势,文化上反倒有深度的互动融会。秦汉帝国则完成了对上述八大焦点文化区的政治统一,并连续扩展到周边更宽大的一些区域,文化上也日益趋同,奠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式的基础。履历这样一个历程,中华文明圈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扩散开来,终成汪洋之势。

在今后的历史生长历程中,只管作为政体的中国时有分合,还常有“边地”族群的不停融入,但中华文明始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而且成为世界上少有的、领悟古今的文明体系之一。同时,中华文明最具活力的时期,也是与其他文明深度交流、频繁互动的时期,其秘密即在于只有开放、包容,不停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结果,才气吐故纳新,并进一步引发出自身的缔造力。从史前到青铜时代中原文明的连续生长壮大是这样,后世历史时期的中国同样如此。

(本文转载自“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微信民众号。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作者戴向明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原文刊于《考古学报》2020年第3期,此处省略注释。)编辑 | 胡辣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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